“我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姐妹”:西班牙50年间居然有上千婴儿被盗!?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我们的支付宝、淘宝上面时常会出现一些关于失踪儿童的信息,这是为了能够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来寻找线索。3月26日,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表示从今年1月起开始尽全力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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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“丢孩子”这事在各国都时有发生,而在上世纪40-至90年代的西班牙,婴儿失踪案件的数量更是令人发指。
Mar Soriano知道自己有个亲姐妹(原文中并未说明是姐姐还是妹妹),她非常的爱她。然而,她却从未见过那位姐妹,只是在脑海中与想象的她分享自己的心事。她说:“我总是想象我们如何相见,尽管我们经历了如此糟糕的事,我还是想象着我们会成为好朋友”。
(图源:YouTube@RT en Español)
这就是在弗朗西斯科·佛朗哥(Francisco Franco)执政期间,西班牙众多婴儿被盗的案件之一。
每一个数字的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的心碎
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在迈向民主时,却没有建立寻人的组织或者事务所,没有这样的法院也没有建立基因数据库。”国际刑法研究者Miguel Ángel Rodríguez这样说道,“西班牙是世界上拥有第二多秘密坟墓的国家,仅次于柬埔寨,约有15万个。安达卢西亚的失踪人数多于智利和阿根廷的总和。”
内战和弗朗哥时期丧生者的公墓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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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班牙内战及战后时期,他们从监狱或修道院中将那些被俘的共和党母亲的孩子带走,再之后又掳走了西班牙游击队人员(los guerrilleros de los maquis,指内战后流放到法国的游击队)的孩子们。最后,当弗朗哥要求返还那些在之前被共和国(la República)遣送给俄罗斯或法国等国家的孩子之后,有些孩子却并没有被弗朗哥送回给他们的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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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弗朗哥政权开始以来,便出现了抢夺并出售儿童的网络(首先针对那些共和党家庭,之后便无差别掠夺)。更为糟心的是,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诊所和医院中,而实施(或帮助实施)偷窃的人往往是医生、护士,甚至是帮忙接生的一些神职人员。
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偷婴儿的策略是很简单的,他们在妇产科医院四处走动,看望孕妇,询问她们是否独自一人。如果选中了目标,便在她们生完孩子后直接注射镇静剂,然后在孕妇清醒后告诉她们:孩子已经死了。
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要的事情,销毁文件,伪造证据,因为没有人敢质疑律师、医生、修女或牧师。而Mar Soriano的亲姐妹Beatriz便是这样失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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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时起,她的姐妹妹Beatriz便成为了一个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的幽灵。
婴儿大盗“修女玛丽亚”
Sor María Gómez Valbuena这个名字,便是造成许多家庭分裂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她是一位在Santa Cristina诊所(Santa Cristina Clinic)工作的修女,与其说是修女,不如说是魔鬼,她的签名出现在了数百份收养文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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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果有单身母亲来,必须通知我”,作为“护士长”她是这样指示其他修女的。她将那些无力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看作潜在的婴儿捐赠者,一经确认,便去照顾她们,甚至直言劝说她们将孩子抛弃:“您是否想过,这个孩子也许会有更好的未来,如果你愿意的话,ta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家庭”。
被玛丽亚“教导”过的一位助产士Mila这样回忆道:“她就像是一只蜘蛛,布下她的网,然后如此对母亲们进行洗脑,最后许多人都签署了送走孩子的同意书”。
而如果有人反悔,就需要律师出面才能提起诉求,而大部分单身妈妈都担负不起这样的法律帮助。最后无论情愿与否,孩子都会被强制带走。
对于其他的情况,则采取更为残酷的手段——如前文所解释的那样,他们将会带走那些刚出生的孩子,并告知父母说孩子已经死亡,有时候他们还会有所准备……也就是说,会让其父母看到一个婴儿的尸体,但事实上尸体并不是他们的孩子。
直至2011年,她才因犯有非法 拘留罪和伪造公共文件罪,且涉及失窃儿童被法院提出上诉(尽管早15年前有被指控过),而这一次,尽管司法程序已打开,但此修女在接到第47号法院的第一次传票后拒绝出庭,且此后拒不认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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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她在接受审判前去世了,而她的沉默却引发了无数人的愤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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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让宝贝回家
自2009年来,成千上万的被盗婴儿案件逐渐被揭露,时至今日,还有许多婴儿被盗事件的受害者。“我们创建了弗朗哥时期被盗儿童平台(Plataforma de niños robados del Franquismo),并将案件提交至国家法院进行调查,但他们在这一步骤中是失职的。他们无视我们,他们希望我们忘记。国家是应该进行这项调查的,而不是如此任凭事态这样发展,让那些家庭为寻找亲人的下落而负担费用。”Mar Soriano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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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儿盗窃案受害者协会要求向他们开放教堂的档案,因前文提到的O'Donnell诊所和Santa Cristina妇产医院都有洗礼证书,在60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之间,还有数百名儿童被盗,而教堂拒绝公布这些文件。受害者们无法与家人见面,而一些母亲也没能活到与自己孩子相认的那一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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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示威游行中,一位不想透露自己身份的母亲正在寻找1981年被盗的儿子,她想知道:“无论在法律还是在道德上,还有什么比偷孩子更严重的事情?”她流着眼泪继续解释道:“在这些案子里,我们需要了解很多复杂的程序,我们甚至变成了研究人员,可同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研究员,我们正在做的应该是这个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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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众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截至2017年,在2000多起针对新生儿盗窃的投诉中,有1,552起已提交。而今年检察院也将对1952年到1987年发生的近60起婴儿被盗案件进行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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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Mar Soriano也捕捉到了关于她姐妹的一点消息:1997年,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,一个陌生男子将她认成了另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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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当Mar尝试与那个为他打开记忆之门的男人取得联系的时候,却处处碰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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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时我会想像Beatriz拥有她的家人,她的孩子,也许她会是个德国人,也有人照顾她。我多想要拥抱她,或许我们会有珍贵的友谊,最重要的是,我们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慰,”采访的最后,Mar对记者说道。
希望Mar Soriano有朝一日可以拥抱她的姐妹,而那些散布在各个角落的碎片也能回到他们本来的位置。
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被迫的分离都终有相见的那一天。
ref:
https:///sociedad/2012/04/11/actualidad/1334172239_441461.html
https://www./ninos-robados/afectadas-bebes-robados-manifestacion-madrid-archidioces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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